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读完一本书以后，想必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心得，记录下来很重要哦，一起来写一篇读书笔记吧。想必许多人都在为如何写好读书笔记而烦恼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乡土中国读书笔记，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乡土中国》这本书是我进入大学后课余读的第一本书。可能是由于第一次涉足人文社会科学，对这一大类学问很是陌生，书读得不是太顺利，加之日常学习和时间的安排上不合理，一个学期快结束了，我总共才读完了前3章。对此，我感到非常羞愧，费孝通老先生的“差序格局”都还没有读到，真是惭愧万分。不过，我还是会利用课余时间把全书看完。

然而，只这前三章，就已让我获益匪浅。读完以后，我对中国的乡土社会有了基本的了解，也认识到世代生活在乡村的居民身上的一些性格和特质，这是我以前不曾知道、也不曾想过的。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对大师的著作没有资格做评论，在这里仅就《乡土中国》的第一章《乡土本色》谈一谈个人的一点体会和感悟。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947年根据所讲“乡村社会学”写成《乡土中国》。本书尝试回答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

关于“乡土中国”这个概念，费先生在书中指出：“这里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换言之，“乡土中国”是中国特具的一种体系，它包含在具体的百姓生活里，老百姓遵循它而生活。

在第一章开篇，费先生开宗明义的提出：“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为“乡土中国”下了定论——中国社会的基层（基本）是土生土长的乡村人。

在这一章，先生着重阐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主要特征，即乡土的本色是什么。我把它总结概括为下面的四点。

首先，在习俗上，乡村人和其居住的乡村有着很强的传统性，而且这种传统性很难被改变。也就是说，在乡村居住的人都有一个“根”在身体里边。这个“根”，这种传统性是源于人们世世代代和泥土打交道而形成的。比如费先生讲他妈妈给他一包家里灶上的泥土，让他在想家的时候煮一点吃。这种方式现在看来很荒谬了，但对世代与土分不开的农村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就像余光中先生在《乡愁四韵》中写的那样：“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漂泊在外，思念家乡，想到的一草一木都散发着乡土的芬芳，乡土跟母亲又紧紧联系在一起，泥土是母亲，母亲就像泥土。从中可见从农村走出去的中国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对踩在脚下的泥土的强烈依赖和深厚感情。我们常说“落叶归根”。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人在旅途，哪怕海角，哪怕沧海桑田，心中日夜萦绕着的永远都是故乡，永远也放不下扎在心里的这个“根”。这个情结可以说是所有传统中国人的一种特质。像美国就不行，美国的居民是从世界各地移民过去的，才两百多年历史，没根！所以说，“土”在我们的文化里占着最重要的地位。这就是所说的传统性，很难改变的，它源自农民们（当然这是最初的发源、基层，后来扩大到不仅是农民）对泥土的依赖。

这个传统性产生的原因在我看来有两点。第一点，农民以种田为业，天天与泥土打交道，自然而然产生了感情。第二点，农业是世世代代的工作，从上面不知多少代一直传下来，几千几万年，一直延续下来，不曾断过，是完完整整的一个整体，一个脉络。满足这两点，传统性就逐渐产生。这是个长久的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形成。

中国乡村的第二个特征，我总结为不流动性。费先生在书中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是变态。”因为种地的人的地是不容易搬动的，你需要一年四季守着你的“一亩三分地”，有许多农活要去干。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人口不流动的特点。一个家族的人住在这里，那么他的后代一般也会在此定居。举个简单明了的例子，就是农村的姓氏。虽然不断有外来人口的迁入，但这只占少数的比重，微乎其微。所以看家谱，上面一代一代从上到下，还是同一个姓占主线。如果一旦到哪一代的哪一家突然改姓了，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一支断了，没办法再延续下去了。农村里现在依然很重视这个。所以，你不出去，别人也很少进来，这是不流动——反映到生活起居上就是“安土重迁”这个词。

这样也就自然而然引出了第三个特性——聚村而居。聚村而居——村与村之间相互较为孤立、隔膜。上面说的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上说的，这个是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上说的。两者有一定关联，我认为是有点因果的关系。因为村子里的人世代定居，不怎么流动，因此导致村与村的交流、联系变少了，村子就孤立存在了。这有些像国与国的关系：可以合作，但都自己独立。

聚村而居的原因，费先生讲得很明白，也很有道理：“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件一代的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由于大量的聚村而居，因而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即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每个地方有各自不同的风俗。即便在同一个省内，也会有所不同。我是山东人，山东省内一共有17个地级市，各市无论是语言、居民的性格、还是生活习惯、风俗风貌，都有很大不同。你要我讲一讲山东话，什么叫山东话？这个问法本身就不对。山东话多了，每个市的话都不一样，你叫我怎么讲？要我讲，我只会讲莱芜话，还讲得不好（从小就说普通话，莱芜话一直没学好）。莱芜市和泰安市，这两个城市是挨着的，口音上却有很大差异。莱芜话音调较平，很少有儿化；泰安话音调起伏较大，儿化音更多一点。济南和烟台，口音更是天壤之别。这就是非常明显的地方性。

第四个特征，我称之为“熟悉”与“规矩”。亦即约定俗成。这个比较好理解。农村正是由于它的不流动性，人口性质很少发生变化，“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因此，许多习惯就慢慢约定俗成，不言自明了，这又叫作规矩。“规矩不是法律，是‘习’出来的礼俗。”“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我的老家我回去过一次，在那里我看到，一家结婚，大半个村子的人都跑去参加、去吃酒席；一家死了人，差不多全村人前往悼念。这种自发的不假思索的行为完全是源自长年累月的熟悉，这不是规定出来的结果。

以上便是我对于费孝通先生所论中国乡土社会的主要特征的一些理解和想法。这四大特征，回答了什么是乡土的本色。尽管本书我只看了很少一部分，但对乡土社会、乡土文化我已经有了很多想法，对不少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分析，我觉得这是个好的开端，我会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在印度有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这是礼。又好像在缅甸有些地方，一个人成年时，一定要去杀几个人头回来，才能完成为成年礼而举行的仪式。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了人来祭奠，那是军礼。

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互相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帐，意思就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

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实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孝的解释是“无违”，那就是承认长老权力。长老代表传统，遵守传统也就可以无违于父之教。但是传统的代表是要死亡的，而且自己在时间过程中也会进入长老的地位。如果社会变迁的速率慢到可以和世代交替的速率相等，亲子之间，或是两代之间，不致发生冲突，传统自身慢慢变，还是可以保持长老的领导权。这种社会也就不需要“革命”了。

爱情，好吃，是欲望，那是自觉的。直接决定我们行为的确是这些欲望。这些欲望所引导出来的行为是不是总和人类生存的条件相合的呢？这问题曾引起过很多学者的研究。我们如果从上面这段话看去，不免觉得人类的欲望确乎有点微妙，他们尽管要这个要那个，结果却常常正合与他生存的条件。欲望是什么？食色性也，那是深入生物基础的特性。这里似乎有一种巧妙的安排，为了种族延续，人会有两性之爱；为了营养，人会有五味之好。

社会上对权力的看法分为两派：一派偏重社会冲突，另一派偏重社会合作。

偏重社会冲突的一派认为权力是冲突的延续，只是武力阶段已过，被支配者认输了，但并没有心甘情愿的屈服，于此才有权力的产生，这种权力是压迫性质的，我们称之为“横暴权力”。

偏重社会合作的一派认为权力是社会共同的契约，社会分工对每个人都是有利的，但也正因为分工，每个人都不能独善其身，因为如果别人不尽其分，则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这就需要干涉别人，这是权利，而自己同样也会受到其他人的干涉，这是义务，这种权利义务需要有共同的社会契约约束，在这里我们称之为“同意权力”。

在事实层面上，两种权力是同时存在的，只是侧重不同，社会即存在冲突也存在合作。

权力之所以诱人，主要是其经济利益，如果没有经济利益，横暴权力的意义就会小很多，甚至都很难发生。

在乡村，除了以上两种权力外，还有一种权力，既不是横暴性质，也不是同意性质，它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中，是教化性的权力，我们称之为“教化权力”。

说孩子们必须穿鞋才准上街是一种社会契约有些不妥，因为契的建立首先假定其个人的意志，契约的形成和遵守必须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民主就是个人意志和社会强制的综合体。但是这种尊重自由意志的契约精神在教化权力中并不会出现，原因是被教化者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他们只需要学习，社会也不会把“意志”加在孩子的人格中，因为教化不需要得到他们的同意。

这种教化可以说是不民主的，但若说是横暴却又不然，横暴发生于社会冲突，但教化没有这种冲突。

教化权力最常出现在亲子关系里，但不局限于亲子关系，凡是文化性的，不是政治性的强制都包含这种权力。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就是强制的，是教化。

有一句话，“在最专制的君主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爱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艰难。”就是最好的注解。

教化权力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基础，乡土社会就是一个相对静止的社会，儒家思想体系便是建立在这种环境下的产物，它反对横暴权力所维持的秩序，而热衷于教化权力。“父母官”就是这种爸爸式权力的体现。

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视角拉近一些，我们会看到与西方”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同，农村社会对于权利的分配是十分不均衡的。人们评价人或者事，往往不是”讲理“，而是看对方与自己的亲疏远近。与自己距离近的，就支持，与自己距离远的，就反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有些社会地位高的人会吸引大量的各种“远方亲戚”就会自动找上门来。这就是说，在农村社会构建的关系网络实际上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这种特点与之前写到的婚姻关系相结合，就形成了一种社会关系网络模式。首先，这个网络是以婚姻为纽带的；其次，构成这个网络的是男方和女方各自的家庭网络；再次，这个网络的大小和影响力既取决与男方女方家庭网的大小和影响力，更取决与中心人物的社会地位。在这样的网络中，人们自动向社会地位高的人靠拢，形成以他（她）为中心的网络结构。这样的网络是不是稳定，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中心人物，如果这个人物比较能照顾全局，考虑到各方的利益诉求，那么大的网络往往更加稳定，相反，如果中心人物比较自私或者偏心，这样的网络往往不能稳定。

最后，来说一说关于权力的来源。费孝通先生总结了四种来源，分别是横暴权力、同意权利、长老权力、时势权力。

横暴权力是最高权力的来源：由于征服带来的权力。比如说在古代中国的改朝换代，不管是哪个皇帝，只要能用武力打下江山，就会获得相应的统治权力。这其实相当于在说，我之所以承认你的权力，是惧怕于你的武力。这与西方传统的政教合一的理念不同，也不同于文艺复兴后基于契约的权力模型。这是一种简单有效的逻辑，正是它构成了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基础。

第二种权力是同意权力。同意权力是大家在协作的时候达成的某种共识。因为要做成一件事情就必须有领导者。在大家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听从某个人的指挥。这样的权力模式在今天得到延续，它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契约精神的雏形。

第三中权力是长老权力，它的含义是，在农村人们普遍会尊重某些经验丰富或者是有才华的人，这样的人往往是老者。所以被称为长者权力。读书笔记.这样的长者实际上和之前提到的一个网络中的社会地位有些相似：长者的社会地位往往是比较高的。从另一方面来说，社会地位高的也往往更容易被人们推崇为长者。

第四种权力称之为时势权力，这是一种动态的权力。说的是当有重大的变动出现时，那些能够最早看清时势的人就会获得某种权力。因为他可以带领大部分没什么见识的农民应对变局。这样就具有了某种权力。

总之这四种权力，第一种是最宏观的，大局上说的；第二三种是在实际生活中面对具体的事情所涌现出来的权力；第四种则是和外部环境有关的权力。

乡土中国所反应的那种静态保守，奠定了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基础，它们使得中原是稳定的，和施展所说的那些多元融合的体系一道构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华夏文明。乡土中国，相当于是中原的运行模式。这个模式中的关键词包括：稳定、共生、团结对外。但在经济基础变化的今天，这种模式受到的冲击是巨大的。尽管如此，在现代中国社会依然看到很多乡土中国的特点：重面子、评价主观化、人情社会等等。